第二，审查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近700部。
如果权利是可以通过司法获得保护的，那么对这类不能明确是否构成权利义务的规定，有赖于司法的实践和总结。法律效果 引言 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要件，是指只有直接产生外部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直接产生外部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不构成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范元运等案[最参行第29号]判决，这类多阶段行为中的各个行为是独立的，是否构成具体行政行为需要按照行政主体的行为有没有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权利义务来认定。(6)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延安宏盛案[最参行第1号]裁判要旨等所称的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法律效果要件的构成问题。参见许宗力：《行政处分》，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44页。理论上有争议，实践中有困难的是，到底属于作为式的行政行为还是属于行政不作为。
这属于程序意义上的制度设置，故并未对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查档的实体权利进行否定，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是，下级行政主体不签署意见或签署意见后不予报送，从而导致行政程序终结的，权利义务最终确定，构成具体行政行为。肤浅的法治论者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国）政治宪法学至少提供了一种刺激思考的契机。
他认为，斯金纳等理论家所提出的无支配、人民主权、平等、开放政府和公民美德，完全可以成为支撑政治宪法论的基本规范，只不过这些规范需要具体化。[57]T. R. S. Allan, The Rule of Law as the Rule of Reason: Consent and Constitutionalism,（1999）115 Law Quarterly Review 221，p. 239. [58]See T. R. S. Allan, Dworkin and Dicey: The Rule of Law as Integrity, （1988） 8 Oxford Journal Legal Studies 266. [59]其实，政治宪法论对法律宪法论的质疑，不只是在法官的非民主性这点上。而且，英国政治宪法论者在反对法律宪法的同时，建立了政治宪法的规范，这一点常常被忽略。[26]英国虽然没有宪法典，但不等于没有宪法规范，只是这些规范没有编纂人一部法典而已。
[2]显然，新时期议会对权利的保护是不可靠的。前者面临的是如何调整新形势下法治与议会主权的关系问题，政治宪法论和法律宪法论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主张，尽管其主张在政治哲学层面有着根本分歧，但都是直面现实问题的学术思考，并影响政治实践。
在国际层面，随着欧盟的宪法化趋势与《人权法》的出台，戴雪的宪法模型以及自鸣得意的英国本土主义心态越来越没有市场。[10]法律的概念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关于《人权法》与政治宪法论的关系，请参见王错：政治宪法的源流—以英国法为中心，载李林、莫纪宏、翟国强主编：《中国宪法三十年》（1982～2012），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8～126页。但政治宪法仍然是一个规范性的模型。
所以，借由日常的民主政治活动，宪法得以维持（不被破坏）—当然，也可借由同样的政治活动不断地加以更改和修正。[47]前注[27]，K. D. Ewing文，第2117页。依笔者陋见，强世功教授本人强于法社会学，近年来旁涉政治哲学，作者的某些观点和表述与上述两位政治宪法论者颇为接近，尤其是其不成文宪法论和宪法惯例论。理由在于：第3条的用词是必须（must），这意味着把国内法解释得与公约权利相一致是法院的义务。
第二个反对理由是哲学的，批判对象与第一个相关，是以德沃金为代表的受自然法思想影响的新一波宪法理论家。这自然使人想到，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之于规范宪法学的重要意义。
[32]对此，吉和韦伯的研究也提示读者，对于格里菲斯的政治宪法论，不能只在描述的意义上阐释，还应在反思和规范的层面上理解。[8]前注[1]，J. A. G. Griffith文，第16页。
双方焦点集中在政治冲突的解决方式上：是通过法院判决还是议会论辩？戴雪的宪法理论及其一脉相承的法律宪法论将宪法守护者的角色赋予法院，而格里菲斯则强调议会的核心作用，他试图复兴议会政治，然后回到边沁式的民主观念。[38]这种思想与法律宪法思想迥然不同。[6]格里菲斯认为，宪法改革论者的权利法学必然败坏法律和政治。政治宪法学……要用某种方式将宪法规范和不尽人意的现实‘和谐起来，那么它就只能否定宪法规范本身的存在，或扭曲规范本身的通常意义并使之完全失去意义，或让不成文规则（包括‘潜规则）替代成文规则成为‘真正的宪法。为了更好地解决冲突，那种用权利法案来限制政治过程的做法不可取，应该扩大政治过程中关于宪法性质和内容的辩论范围。（三）反对把宪法规范当作核心研究对象 除了反对司法宪政主义之外，我国的政治宪法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对宪法的规范性。
[72]我国的宪法问题不在于司法独立程度太高、法官权力太大，以致损害和削弱了人大的权威（或有损人民主权），也不在于个人权利太过张扬、权利话语太盛，以致败坏了政治、需要重申民选政治家和选举人在日常政治中的核心作用，而是在于中国法院和人大的作用都较小，法治和民主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因为后者的基本预设是，有些宪法化的问题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来解决的，因为宪法是根本法，它超越普通的政治过程而存在。
[28]就宪法实践而言，格里菲斯及其后继者把政治宪法看成是抵御法律（司法、普通法）宪法的堡垒。[80]前注[67]，高全喜、田飞龙文，第72～80页。
就宪法理论而言，他们设法用政治宪法论来抵抗法律宪法论的话语统治权—法律宪法论是以法院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学术体系的总称。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这是一个事实。
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2001）117 Law Quarterly Review 42。[19]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则是2013年底《德国法律杂志》所刊发的9篇专题文章，这些文章重在阐述政治宪法之于法律宪法的优点和潜能。[69]很显然，在陈教授看来，要实施宪法，所谓的司法审查并不是唯一的途径，不仅如此，法院其实根本不适合承担这样的使命。因为只有通过民主，利益的冲突问题才能主要根据权利而非强力解决。
司法审查就不再是简单执行议会意图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死攸关、事关政治审议的场所，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基本的个人自治得以实现。（二）反对司法宪政主义 我国政治宪法论有一个共同的抨击目标，即宪法司法化。
依照格里菲斯的政治宪法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是冲突。这一原则一旦确立，宪法审查制度就难以生长和发展。
[4]D. Dyzenhaus, The Left and the Question of Law, （2004） 17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7, p.7. [5]参见Lord Hailsham, The Dilemma of Democracy: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London: Collins, 1978。[81]由于它们的反规范性特点，政治宪法论的结论必然是摧毁宪法本身，尽管论者未必承认或意识到这一点。
[48]洛克林将英国公法思想分为两种理想类型，一种是规范主义（具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维度），另一种是功能主义。在日常政治与宪法政治（立法政治与普通法政治）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普通法宪政论者的立场非常明了。政治宪法论者只是认为，法律宪法的触角太长太深，以至于侵犯了政治宪法的领域，进而威胁民主本身，因而需要法律宪法在某种程度上收敛。【关键词】政治宪法论。
有学者为了细致区分，把这三位统称为社会一政治宪法论者。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分歧是永恒的，共识是短暂的，不断改变的环境迫使理性人不断地改变立场和想法。
[62]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20～22页。19世纪的英国人对代议制政府充满信任。
[51]T. R. S. Allan,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Conceptual Conundrum or Conceptual Inquiry, （2002）61 Cambridge Law Journal 87, p. 123. [52]See T. Poole, Back to the Future? Unearthing the Theory of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 （2003）2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35，pp. 435～439 [53]Sir J. Laws, The Constitution : Morals and Rights, （1996） Public Law 622, p. 623. [54]See T. R. S. Allan, Constitutional Justice: A Liberal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1，p. 24. [55]Sir J. Laws, Public Law and Employment Law：Abuse of Power,（1997） Public Law 455，p. 455. [56]参见前注[54]，T. R. S. Allan书，第78页。[15] 法律和政治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不仅如此，两者均以冲突作为前提条件，目的都是为了回应冲突。
